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《红高粱》首演
更新时间：2025-09-28 21:04 浏览量：1
大幕升起，舞台上，高粱铺天盖地，挥洒出一派茁壮、野性的蓬勃气象——影视史上的《红高粱》家喻户晓，这一次，“高粱”的意象被搬上歌舞舞台，为充满血与火的民族记忆恣肆燃烧。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，9月27日起，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《红高粱》迎来首轮演出，指挥吕嘉执棒国家大剧院合唱团、管弦乐团，与宋元明、王冲、王鹤翔、赵丽丽以及乌列热、郭子照、张扬、张文沁等歌唱家各自领衔的两组阵容，用相当浩大的声势完成了这部新作的震撼亮相。
现场
高粱满天红，乡土情怀浓墨重彩
“上轿！上轿！快快上轿！”声声催促随响亮驳杂的唢呐涌来，在循环往复的音节中堆叠成迫人窒息的压力。这是一场暗流涌动的迎亲：九儿被贪财的父亲戴老三强迫嫁给身患肺痨的单家掌柜，一路上，花轿颠簸，鬼子尾行，九儿的恋人余占鳌挺身相护，却未能扭转九儿被送至单家的结局——短短20分钟，各色人物接连登场，剧情发展一波三折。歌剧《红高粱》开篇，便以凝练浓郁的笔触引人入胜。
歌剧《红高粱》由郭文景作曲，莫言编剧。作为原著小说《红高粱家族》的作者，莫言改编歌剧时七易其稿，用质朴诗化的语言讲述抗战时期山东高密乡村民戴凤莲（九儿）、余占鳌等人的传奇故事，同时浓烈地表现普通民众在民族危亡时的觉醒与抗争。与这种浑厚鲜明的文学底色相映衬，郭文景多次提及，主创团队希望把《红高粱》打造成“具有中国风格、中国审美、中国气派的现代民族歌剧新样本”。
在《红高粱》中，丰富的民族音乐元素比比皆是：戴老三的咏叹调“风吹着高粱地”用茂腔素材写成，音乐色彩明媚轻快；刘罗汉准备出走时，深恋他的凤仙唱出感人至深的“罗汉大哥啊”，这首咏叹调的音乐素材来自柳腔-反调和茂腔-女腔原板两种山东地方戏；刘罗汉就义的咏叹调伴着高亢板胡，扣人心弦，在他壮烈牺牲后，合唱“红高粱赞美诗”响起，犹如一道曙光照彻的合唱则取材于豪气慷慨的山东梆子……
在舞台表现上，《红高粱》同样浓墨重彩。导演王筱頔打造了天圆地方的视觉空间，一弯弧形屏幕象征穹宇，反拱在舞台正上方，它时而是九儿无法逃离的那顶鲜血般刺目的喜轿轿顶，时而是单家大院院墙围起的小小天空，时而又变作掠过高粱地的滚滚白云，几乎垂落下来的影像很有气氛上的压迫感和情绪上的沉浸感。舞美设计季乔选取“红高粱”作为核心元素，一片机械矩阵构成的“高粱墙”随剧情生长、摇曳，带来了比影像更加强烈的现场冲击，一抹红色渲染其上，隐喻着一座“生命的摇篮”，铸就了一幅“民族的群像”。
幕后
多往民间走，探索中国风格深邃表达
《红高粱》是郭文景的第5部歌剧，与之前的作品相比，“我把中国观众的欣赏习惯摆到了更靠前的位置。”郭文景说。接到《红高粱》的创作委约后，他的第一反应便是赶去山东，深度学习齐鲁大地上百花园般繁盛多彩的民间音乐：茂腔、柳腔、山东梆子、山东快书、胶州秧歌、高密民歌、唢呐板胡……相关的书籍、乐谱、专著、录音扛回来几大箱，“全都过了一遍”后，郭文景才开始动笔。
说到“中国观众的欣赏习惯”，郭文景知道“有很多观众喜欢听民族唱法，喜欢那种字正腔圆的感觉。”不过，民族歌剧一定要局限于民族唱法吗？他的答案显然是否定的，《红高粱》中所有核心角色都采用了典型的美声唱法。“小说《红高粱家族》中，野性的生命力是我最喜欢的内容，这与我一贯的音乐风格非常契合。”无论是凸显九儿的刚烈性格，还是余占鳌抢亲时的十足匪气，“这些都适合用比较交响化的音乐语言来刻画。美声唱法的长处在于它的发声方式、音域、对声音的控制、气息强弱的变化，这一切都使它有强大的音乐表现力，所以歌剧《红高粱》选择了美声唱法。但是美声唱法的演员，有一个问题就是咬字还不能完全令人满意，在排练中，我要求他们必须百分百做好这件事情。”
郭文景对“中国观众欣赏习惯”的理解和探索，落在更隐秘深邃的地方。比如，忠厚老实的刘罗汉最终在鬼子的屠刀面前挺直腰杆大义赴死，这段人物弧光，在音乐上体现为醇厚中提琴向激昂板胡的转变；凤仙是传统女性的代表，她的主题多采用柳腔、茂腔的素材写成。另外，在唱腔的句式、乐句的小过门、伴奏的律动等耐人寻味的细节上，郭文景也大量吸收运用了戏曲的精华。他极爱京剧，尤其喜欢西皮流水、西皮快板的滔滔不绝、酣畅淋漓，《红高粱》有不少片段都揉入了这种迷人的流动感，当余占鳌被鬼子追捕时，音乐节奏紧密，急迫逼人；当收下单家好处的戴老三与女儿争执时，父女俩你一句我一句，竟吵出了些许京剧《四郎探母》中“坐宫”一段的神韵。
用高价娶走九儿的单扁郎只出现在第二场中，他虽不是剧中的主要角色，但郭文景对他的塑造同样花了很大力气。单扁郎的宣叙调充满乡土味，流畅又不生硬，那是郭文景请两位高密的乡亲用方言读剧本，“然后用音符一个字一个字地记录下来的。这个过程非常费劲，但对我来说是很大的收获，我又多了一种写宣叙调的手段和技术。有些中国歌剧里的宣叙调是不好的，问题出在这些中国作曲家写宣叙调是跟国外歌剧学的，简直就是拜错了庙门。中国作曲家要写好宣叙调非常简单，就是向说唱和戏曲学习。”而在《红高粱》为期一年半的创作中，无论到什么阶段，用中国风格表现“民族大义”，“我是始终放在心头的。”郭文景说。